中國北方城市嚴重的霧霾不但對民眾健康構成威脅，而且似乎對中共監控公民也造成了不便。外媒報導說，安裝在每個大城市的每條大街上的監控攝像頭因為霧霾太厚，結果無法看清公民的一舉一動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已經在資助兩個計劃，來研究功能更強大的監控攝像頭。但是中共對於如何制止霧霾，卻沒有這麼強大的意願，此外中共也很難以仿照英美成功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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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方城市嚴重的霧霾不但對民眾健康構成威脅，而且似乎對中共監控公民也造成了不便。圖為10月21日東三省長春市街頭，一名戴口罩的女子。(Getty Images)
中國北方城市嚴重的霧霾不但對民眾健康構成威脅，而且似乎對中共監控公民也造成了不便。外媒報導說，安裝在每個大城市的每條大街上的監控攝像頭因為霧霾太厚，結果無法看清公民的一舉一動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已經在資助兩個計劃，來研究功能更強大的監控攝像頭。但是中共對於如何制止霧霾，卻沒有這麼強大的意願，此外中共也很難以仿照英美成功治污。
國際商業時報：霧霾構成國家安全問題
《國際商業時報》11月6日報導說，中國最嚴重的公眾擔憂之一是它猖獗的空氣污染，用有毒空氣覆蓋了這個國家的大城市。除了這個嚴重的健康威脅之外，中國似乎無法穿透的霧霾也被證明構成一個小小的國家安全問題。
幾週之前，東北城市哈爾濱，遭遇一波這個城市最惡劣的污染案例。霧霾如此厚重以致於能見度下降到僅僅三米。根據幾個科學家和工程師對《南華早報》所說，全市的監控攝像頭都無法監視了。
似乎對於國家安全和它的老大哥式的監控的最大威脅是中共自己。中央政府的龐大的監控攝像頭網絡，緊盯每個大城市的每一條大街，在重度污染的日子裡基本上變成瞎子，而這種日子變得越來越普遍。
結果，一些人開始擔憂罪犯可能選擇某一個霧霾天進行重拳出擊，然後犯罪飆升。這些擔憂促使一些監控技術專家開始開發更先進的攝像頭以便在最惡劣的污染天氣還能看得清。深圳一城安技術高級項目工程師和視頻監控專家孔子龍說，這樣的攝像頭還沒有發明出來，但是這不意味著人們沒有準備嘗試。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資助兩個計劃，一個用於民用，一個用於軍事，他們將在四年內開發一個解決辦法。
彭博社：中國在窒息它的成功
彭博社11月4日報導說，上週走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家五口德國人包圍住作者，所有人都戴著大大的面罩和太陽眼鏡。他們並不是要搶劫，只是請作者幫他們照相。當作者大喊「茄子」的時候，父親幽默地說：「我們在這個(面罩)下面笑呢。」
只是中國的污染泡沫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由於極端的空氣污染，外國遊客在今年前三個季度驟降50%。由於刺鼻煙霧的圖像播放到全球，到紫禁城、長城和著名的掛著毛澤東畫像的廣場的遊客就更少。
時間也很不湊巧。人們開玩笑說要重新命名北京為「灰京」的時候正逢共產黨11月9～12日召開萬眾矚目的三中全會。在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下，這將增加當局大膽行動解決惡劣空氣危機的迫切性。但是早期的信號並不樂觀。新聞媒體披露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製作一個模糊的藍圖，重新調整中國經濟結構。但是沒有暗示說他們計劃做中國最需要做的事情：禁止燒煤。
中共難以仿照英美成功治污
彭博社報導說，許多人相信，中國最終將嚴肅對待環境，當它這樣做的時候，天空將變藍。這種觀點是基於英國和美國的經歷，他們斷定北京的有毒空氣挑戰可以跟倫敦在查爾斯‧狄更斯的時代相提並論。但是如果這種比較是錯誤的呢？如果中國的危機是不同的並且難以逆轉呢？
無論是19世紀50年代或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還是20世紀40年代的賓夕法尼亞，都不是處於一個其統治合法性依賴於8％增長的偏執獨裁政府的擺佈下。當年的英國和美國不是完全依賴於製造業。它們需要對付的城市化完全比不上現代中國的規模。它們不依賴於巨大的海外投資，而後者的部份前提是可以自由污染。它們大量的政客不是依靠現存制度成為千萬富豪。
中國正在進入完全未知的領域——沒有像在70年代幫助日本和美國清理環境破壞那樣的民主和民間機構來回應新興中產階級響亮的訴求。它有的是更高程度的腐敗。
共產黨在玩火。對污染的憤怒已經取代土地強徵成為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過去12個月針對化工廠和煉油廠的抗議急劇增加。不到1%的中國500個最大城市達到世衛組織空氣質量標準，而位列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有七個在中國。走在北京的街上，很難不感覺你身陷機場的吸煙休息室裡面。
隨著中國窒息它的成功，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立刻淘汰燃燒煤炭。動用3.7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共可以提供資金給向天然氣的轉型。這樣做要求政治意願，但是無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都沒有展現出來。當中國脫離煤炭燃燒的時候，經濟將顯著放緩，這將損害主導經濟並且致富共產黨及其朋黨的國營企業。
令人尷尬的年份
彭博社報導說，中共新領導人在用其他的方式行動。今年一系列的尷尬——數千隻死豬漂浮在上海黃浦江上，無數的食品污染醜聞，越來越密集的抗議讓他們沒有多少選擇。八月份，中共承諾花費大約2,750億美元來改善空氣質量。
「當然，這個國家繼續是一個投資目的地並且很多外國人會來到這裡，但是推銷北京肯定變得更難了。」國際諮詢公司北京軸心創始人Kobus van der Wath說。「同時，當污染最惡劣的時候，中國人不滿的程度也非常高漲。」
但是沒有多少跡象顯示，中共瞭解惡劣空氣危及投資的程度。政府清理一線城市的想法是把燒煤的工廠搬遷到山西省和內蒙古——換句話說，把污染分配到人口更少的地區。
紐約時報：中國何處可以生活？
普利策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11月6日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他到上海參加了一個環境活動者聚會。聚會上的主導話題是，父親母親們談論中國的哪個地方可以生活，甚麼時候送孩子出門，甚麼食品和水可以信任。能源創新首席執行官哈維(Hal Harvey)提出一個強大的問題，「如果中國達到經濟成功的所有標準，唯獨一件沒有：你不能在這裡生活。那會怎麼樣？」
這個東西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制度，內部有多個彼此競爭的利益。北京某些更開明的共產黨領導人可能宣佈，「我們必須清理它。」但是他們仍然不得不獲得地方老闆的同意，但他們的獎勵基本上取決於創造經濟增長。美國專家說，中共官員需要「視環境利益至少跟經濟利益一樣重要」。哈維說，「如果餡餅根本吃不了，它做的多大又有甚麼用？」
【大紀元2013年11月0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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